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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打开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5周年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15日 10:34 阅读:

   

    85年前的那次远征意味着什么?

  它是信念不朽的象征,它是中国贡献给人类最壮丽的史诗。

  85年前在遵义召开的那次会议意味着什么?

  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能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作为遵义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能读懂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

  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回首长征以及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应该从历史的、现实的角度,去探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

  于是,85年后,我们重新上路。走过千山万水,穿越时光隧道,轻轻叩开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上那扇厚重的大门:85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慢慢变得清晰、生动、隽永起来。

  遵义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到过的最大城市;遵义会议会址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邸,堪称当年遵义城最洋气的建筑。大门上有毛泽东一生中为革命旧址留下的唯一题字:遵义会议会址。

  这6个大字遒劲、俊逸、豪迈。透过字里行间,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依然振聋发聩:“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二

  应该说,遵义会议的召开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

  1934年1月之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恶果开始显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以后,随着红军一次次作战失利,使广大官兵对王明路线产生了怀疑、不满。特别是湘江之战,红军损失大半,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血的事实,使红军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就连为人谦和的周恩来,也开始反对洋顾问李德再来指挥红军。

  这种强烈的情绪使许多红军领导者转变了观点,进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于是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序幕——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强化了这种共识,越来越多的红军将士呼唤毛泽东出来领导,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埋下伏笔。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此时,城南的乌江成了红军的天然屏障,城北的娄山关被红军控制;尾随的国民党中央军和黔军正忙着抢夺贵州的军政大权,遵义附近的其他部队也难以对红军造成实质性威胁。一直被动挨打的红军终于迎来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期。

  至此,遵义会议召开的各种条件已经形成。

  三

  历史性的一刻终于来临。

  1935年1月15日晚上7点过,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遵义会议有两个议题。一、就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程作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很快达成。第二个议题则是会议的重点。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过于强调客观原因,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

  博古的讲话并没有得到认同。接下来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代,指出了“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张闻天针对博古的报告作“反报告”,批评了“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中的种种错误。张的发言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发了大家积压已久的不满和怨气,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第二天的会议,毛泽东一反最后才开口的习惯,第一个要求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里,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的发言,历时2个小时,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政治到军事,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侃侃而谈,矛头直指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的发言,与其说是一次会议发言,不如说是一堂生动的军事启蒙课。好像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大部分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赞同。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遵义会议取得了如下重要成果:一是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二是重新调整了斗争策略和战略发展方向,奠定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三是有了领导人和新的领导集体决策者,毛泽东进入核心决策层,中国革命才有了新的领路人、掌舵人。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意义。

  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和曲折斗争,中国共产党以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这个伟大转折。

  四

  虽然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5年,但它的现实意义,使其穿过历史的尘埃,依然熠熠生辉。

  2015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遵义视察时说:“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照搬别人的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这是遵义会议留给我们党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和湘江之战的惨痛失利,让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红军官兵反思: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谁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的决定,其实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在担架上思考酝酿出来的。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和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全局、决定一切的。党要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崇高理想不动摇,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党的远大理想而奋斗。

  没有信仰的坚守,就没有长征的胜利。长征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红军面对一切艰难险阻,面对一切流血牺牲,永不言败!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不畏牺牲的远征。红军纵横十一省,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位红军战士献出生命。

  长征唤醒中国万千民众,给予了他们从未有过的公平正义,唤起了他们对未来的向往。正如毛泽东所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党的蓬勃活力和团结统一。

  即使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不可避免地犯过错误,但与历史上所有党派和军队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是一个私利集团,这个政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救国救民的信仰而奋斗,而且为了这个信仰,他们愿意牺牲个人的一切。

  至今,我们依然为他们心灵的纯洁度和精神的硬度所震撼。

  遵义会议树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会议一方面对“左”倾路线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为后来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以确保党的决策正确、有效地实施。

  遵义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把毛泽东选进核心决策层,这点极其重要。中国革命走向成功,领导人非常关键。毛泽东是中国革命道路上一次重要的选择。遵义会议后不久,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在新的领导核心的带领下,一群最富目标理想与救国抱负的中国人,在中国西部的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最终汇聚在北方的黄土高原上,汇聚在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中。

  五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当红军中的每一个人都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是多么广阔,生命将是何等光荣。

  85年了,历史并未远去。遵义这片红色浸润的土地,早已沧海桑田,今非昔比,而红军的传说、红军的歌谣依然在这里传颂。

  萦绕在时光里的传说和歌谣,哪怕到了今天,依然如此动人、辽远、天籁。


                                              来源:遵义日报(2020年1月15日  04版 )